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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金融稳定”成为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（G7）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要议题之一。最近，接连出现美国硅谷银行倒闭、瑞信被收购等事件，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正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。作为本次G7会议的东道国，日本的情况也在变得更糟糕。

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在2022年末达到1270万亿日元，较上年度增加约29万亿日元，连续7年刷新纪录。对外经济状况同样也在迅速恶化。日本财务省5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的经常项目盈余较上年度大减54.2%，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全球资源价格上涨，加之去年日元汇率又大幅贬值，其贸易收支为逆差18万亿日元。

诚然，最近也出现以巴菲特为代表的国际投资家“看好”日本投资机会的情况，但这显然是受全球投资环境迅速恶化所影响，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，以及日本上市企业超低PBR（股价净值比）等具体原因，让日本拥有暂时的“比较优势”。然而，聚光灯背后的阴影部分却正在迅速扩大。

首先，日本的财政状况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，“寅吃卯粮”模式已经难以为继。2023年度日本一般会计预算首次超过114万亿日元，这已经是连续11年的膨胀。其中，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已将近37万亿日元，同比增长1.7%，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自然增幅继续高达6154亿日元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涨幅最大的防卫费预算，一举从2022年的5.4万亿日元，扩大到6.8万亿日元，增幅达27%。不仅如此，岸田内阁在去年底还推出“大扩军计划”，欲使防卫费倍增至“GDP的2%”水平。在这种趋势之下，无疑将对日本财政提出超乎寻常的严峻挑战。

税收增长早已赶不上预算膨胀的速度，发行国债成为日本维系财政运行的关键手段。它计划今年再新发35.6万亿日元国债，这相当于政府债务每天将增加1000亿日元。当前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是GDP规模的2.3倍，在G7国家中“遥遥领先”，是排名第二的意大利的1.5倍。据日本财务省测算，如今日本国民负担率已经高达47.5%，该数字在2002年为35%，可见，今后日本的增税空间也非常小。另外，债务负担还在不断加剧，偿还旧债甚至成为预算支出的重要项目之一，比如，今年到期的国债规模就多达25.25万亿日元，预算占比高达22%。其财政重建之路，已变得遥遥无期。

其次，持续十年之久的“异次元”金融政策的负面作用在不断发酵，导致金融风险大幅推高，而央行政策调整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在就任记者会上，新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将继续推行宽松政策并坚持以2%通胀为目标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超长期大规模宽松造成了诸多副作用并已形成负资产。

一方面，近乎僵化的央行政策导致日本金融市场失灵。目前，日本央行的国债持有规模达580万亿日元，超过发行量的一半以上，导致国债已经失去流动性特征。而且，在证券市场央行也大举购入了证券市场交易基金（ETF），其规模高达37万亿日元，罕见地成为诸多企业的头号股东。然而，日本央行上述举措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原理，大幅降低了市场效率，使得大量僵尸企业得以存活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央行系列措施已将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捆绑到一起，财政严重依赖发行国债，而央行则大量接盘国债，逐渐形成了依赖低利率来确保国债低成本的事实。这就导致日本央行更难以退出宽松政策，因为利息每上涨1%，日本政府偿债压力就将增加10万亿日元。所以，在面对极其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之际，日本央行却迟迟不敢加息，只能联手财务省进行外汇干预，据披露，去年10月21日一天之内就动用了5.6万亿日元，当时的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1.9日元。

而且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仍在加剧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。2022年日本新生人口跌破80万，总人口降至1.25亿，连续12年负增长，其中，65岁以上老人占比已逼近30%，而劳动年龄人口（15-64岁）对老年人口之比从原来12∶1变成2∶1，这导致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岌岌可危。人口老龄化既导致需求不断萎缩，也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，对经济形成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两面夹击。

当然，虽已听到“灰犀牛”的脚步声，但世界局势变幻莫测，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（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、日本研究院副院长）